作者：章立凡


　　（题记：本文原是本人回忆录中的一部分，后应某大周末报纸约稿改写，排好整版清样，终审时被主编枪毙。此文遂论落坊间，两年前被“燕南网”捡到贴出；又被某大网站转载，跟帖数千，忽一夜删尽；但各大网站旋即轮番转载，遂谬种流传，无法尽焚矣。

　　前因此文非获本人授权公布者，但流传既广，也只好默认这个现实，一直采取不闻不问态度。今年适逢“文革”爆发四十周年，为深刻反省历史，遂订正个别错误，正式予以公布，略补国内教科书之讳言。

　　历史是由事实构成的，历史研究也从来不是“宜粗不宜细”。希望这段历史的亲历者，能够勇敢地拿起笔，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，以避免民族的“集体失忆，共同以史为鉴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建设公民社会。

　　近年屡见所谓“新左派”对于被彻底否定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大加褒扬，另外还有一种论调，歪曲“宜粗不宜细”的本义，欲将“文革”的历史束之高阁。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，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，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。）


　　◇　恐怖之夜，走脱罗网

　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，按当今的说法，肯定是个商家“大顺大发”的开张吉日。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，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，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，向全世界昭告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开张。

　　老人家后来总结说，“一生办了两件事”。十七年前第一件事办成时，他在这里主持了开国大典。据说大典之日原定为１９５０年１月１　日，老人家改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，即夏历丁丑年的甲子日。这个日子选得不错，本共和国至今已度过五十五个春秋。这回发动“文革”选了丙午年的丙午日，可能是翻错了皇历。古来年值“丙午”、“丁未”称为“红羊劫”，当天两个“丙午”碰到一起，将八亿中国百姓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，成为伟大领袖一生最大的败笔。

　　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，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。当他得知是“彬彬有礼”的“彬”时，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：“要武嘛。”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“宋要武”，引为无上光荣。

　　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钦点的“右派头子”，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“万岁”的资格。据父亲分析，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。但这“动作”之快，是他没有料想到的。

　　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“红卫兵运动”的发祥地，老人家曾亲自写信，对“造反有理”表示热烈的支持。于是本校风光无限，成为全城红卫兵的“老大”，改名“红卫兵战校”。

　　其后数日，全城处于“破四旧”的狂热之中。８月２３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，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“破四旧”，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：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，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。我见形势紧张，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，与父亲通电话，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，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，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。

　　８月２４日晚上，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“清华园”门坊已被推倒，校领导刘冰、艾知生、何东昌及“大右派”钱伟长、黄万里等“牛鬼蛇神”，被用皮带抽打着，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……。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，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，人称“善格尔公主”，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，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。有位中学女红卫兵，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“反动大学生”（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），当有人提出要“文斗不要武斗”时，她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是毛主席叫我打的！”这时我才明白，“要武”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。

　　当晚回到宿舍，里面空无一人，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，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，将贱名打上红叉，责令：“反动分子狗崽子，滚蛋！快滚蛋！”

　　既然不受欢迎，于是收拾行李，遵命“滚蛋”。不料本校四门紧闭，未经“革委会”许可禁止出入，已成“关门打狗”之势。若不设法逃走，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。

　　我在运动初起时，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，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，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。情急之下，于夜幕中钻出围栏，连淌两条小河，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，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，迅速登车远去。此时天降小雨，坐在车上，仔细品味着“惶惶然若丧家之犬”的滋味，不知进城之后，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。

　　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，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（父母已分手多年），刚下公共汽车，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，查问乘客“是什么出身”。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，暗自庆幸“又逃过一劫”。回到家中，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、傅毅茹、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……

　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，她很是不解，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，要我明天回学校，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。看来她对于严酷的“革命形势”还很木然。

　　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，一夜没有睡好。次日一早，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，回学校看看。同时叮嘱母亲，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。

　　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，是本班的辅导员，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。此人一向很革命，将我视为另类。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：“从现在起，不许你随便走动！”快走到宿舍楼时，遇见一位本班同学，是革干子弟，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，算是有过“战斗友情”的。他摇晃着一条皮带，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你拿上这个，回去教训教训你爸。”

　　我没有回宿舍，径直穿过操场，向教学楼走去。走到楼前时，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。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，因家道败落，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，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。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，好写几笔“精气神”之类的毛笔字，每逢冬至起九，便画上一幅“九九消寒图”挂在门房里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。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，喝两口小酒。

　　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，招呼着要我上楼，但声调中暗藏玄机。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，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，便没有进教学楼。

　　昨晚尚可钻栏而逸，此刻却是大白天，故技不可重施。于是鼓起勇气，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。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，他迟疑了一下，将头偏过，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。

　　闯关成功，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。回家见到母亲，她已去过灯草胡同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，外面邻居正在议论，说是“带走了，带走了”。由是判断，他已遭厄运，生死未卜。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，已写入他的《七十自述》。

　　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，狂热的背后，是中国“明哲保身”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。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，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，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。

　　在校园里，见到一位被指为“作风不正”的高年级女生，被剃成了“阴阳头”。走进教室，只见两位“出身不好”的女同学王淑瑛、孙淑绮也被“剃度”，坐在角落的“另席”上，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。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，如当时我留在学校，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？他笑着回答：“不会的，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。”我冷笑一声道：“只怕未必。”。

　　此后得知，本校万邦儒、韩家鳌两位校长，在８月２４日晚遭到毒打。８月２６日晚，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，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，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，尸体缩短了许多。同时高年级的“反动学生”如郑光召（郑义）、郑国行、徐经熊等，皆在被打之列。郑光召身强力壮，是本校高年级学习、体育“尖子学生”，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，被剥去上衣，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。他不服罪名，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，别在胸前，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。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，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，也在被打之列。
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，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（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），了却恩怨，重续友情。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，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。


　　◇　万千惨景，一堆烂帐

　　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，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。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，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，便只有止步。直到半个月之后，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，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“打人集会”，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。

　　我见到不少老年“黑五类”，　被剃了“阴阳头”，被红卫兵押送着“遣返”回乡。在西单的大街上，见到两名女红卫兵，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，用皮带抽打着，象狗一样牵着走，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，好几处用墨笔写着“反革命”……

　　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？但有人亲见，另一名被诬以“反革命”罪名的年轻女子，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，此女一声不吭，拒绝诬服，直到贴身衬衫抽烂；于是有人提议抽“前面”，遂被翻身反绑柱前，狠抽胸乳，没打几下，女子惨叫一声，立时断气。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本人又长得漂亮，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……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。

　　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，特定环境下的人群，会在某种诱因下，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，称之为“精神病流行”。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，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，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，一旦被人诱导，便集体发狂，释放出心中的魔鬼，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。

　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后对我说：“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‘文革’，他们特别能理解。”红卫兵成为“文革”的第一批社会打手，就类似“冲锋队”。小将们是“无知者无畏”，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。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，不是什么自发的“群众革命行动”，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。据《北京日报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披露的数字，从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止，北京市共打死１７６２人。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，显然未被统计在内。

　　母亲所住胡同里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，家住独门四合院，热心邻里公益，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。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，平日白发修齐，衣着整洁，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。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，于是列入抄家名单，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（我怀疑是有人栽赃），顿时罪在不赦，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。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，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，平日十分低调，但既属于“大资本家”眷属，自然在劫难逃，打成半死以后，挣扎着上了吊。

　　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，又曾留学东洋，加上与父亲的关系，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？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，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，此人自解放以来，从无海外联系，这性命交关的一言，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。不过到了１９６８年“清理阶级队伍”时期，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。

　　死者已矣，苟活者活罪难逃。大街小巷中，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“牛鬼蛇神”，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，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，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。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，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，又增加了不少同类，街道卫生大为改善。

　　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，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。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，大约属于“小业主”阶层，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“地坦克”，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，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，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，但该局不收。问“哪儿能收？”，答“自己问去。”于是又艰难地挪走。由是得知，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“送货上门”的劳役。

　　抄家过后，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（文物除外），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，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，发了一笔小财。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、黄金、银圆者，更大有人在。

　　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，每户发给小票一张，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。这属于“革命群众”待遇，她不敢不去。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，说是周康玉家的，作价五毛。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，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“文物”，保存至今。

　　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，居民廉价分得的，只是几滴余沥，聊为封口之资罢了，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。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，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，却靠制造“阶级斗争”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，殆非为政之正道。


　　◇　一言夺命，女童丧母

　　说过自己“红八月”经历，再说周边友人。父亲的那些名人朋友，就不在本文中叙述了，我要讲的是两个既非“红五类”也非“黑五类”的人家。历史总是忽略芸芸众生类的“中间人物”，如果我不记述下来，她们的悲剧可能永远不为人知。

　　前面说到，母亲的几位邻居，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。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，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。

　　现在的年轻人，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，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，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。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，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。他身强力壮，为人豪侠仗义，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“致公堂”的掌门人之一。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，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，孙先生还担任了“致公堂”的“红棍”（相当于执法者）。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，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份。

　　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，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，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。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，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。１９５５年老人逝世时，廖承志致悼词，周恩来、林伯渠扶灵，备极哀荣。

　　张洁凤也是广东人，但不是老人的原配。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，属于苦出身，后来收房成为夫人。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，年方三十左右，文化不高，人长得娇小玲珑。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，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，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。

　　一位年轻孀妇，自然有再嫁的权利。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，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。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，有一位林光明女士（又名林妹殊，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），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（黄绍竑前妻）。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，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。

　　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，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，如果再婚，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，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。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，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，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，带回北京生活，对外说是抱养的。

　　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，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。内情逐渐透露出来，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“生活作风”开始有所议论。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，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，一位顶着“高级民主人士遗孀”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。这爱和被爱的权利，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。

　　抄家一开始，街道便招来红卫兵，诬称张洁凤是“坏分子”，剃阴阳头、抄家、批斗，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。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，轮番用皮带抽打……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，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，饶她一命。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：“革命哪有不流血的？”于是再遭暴打，当即撒手人寰，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。

　　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，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。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，照例会叫一声“小东哥哥”，但我所能给予的，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，安慰两句。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，也没有钱。

　　在那个荒唐的年代，“黑五类”中最荒唐的品种，莫过于“坏分子”。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，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，而又无法扣上地、富、反、右“帽子”的人，都可以被划为“坏分子”，是一种“百搭”身份。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“帽子”，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，就招来杀身之祸。

　　终于有一天，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：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，牵着女孩的手，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，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，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。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，是街道上的几位“小脚侦缉队”。

　　女孩望见我，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“小东哥哥”，我心中百感交集，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，欲言又止，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。

　　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。拐出胡同时，趁“小脚侦缉队”看不见的空挡，我迅速上前，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，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。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，警惕地注视着，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。

　　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。据他说，家难发生后，接到司徒家的亲戚（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）来信，方赶来接走女儿。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，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、民警以及有关单位，但问题没有解决。
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，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，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。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，如约前往，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。女孩已长成少女，大人则更加苍老。劫后重逢，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，如同恶梦醒来，良久竟相对无语。

　　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，我帮忙出了些主意，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。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，终于发还财产、配给住房，给女孩安排了工作。父女从此定居北京，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。

　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，肯定够得上“祖师奶”级的辈分，敢于冒犯她的人，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、沉到水底“种荷花”的下场。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，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，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，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　　我不知道，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、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，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？我无法想象，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，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？我很想知道，张洁凤弥留之际，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？


　　◇　母女携手，化蝶双飞

　　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，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，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，我称她为张阿姨，她的女儿刘小迁，是我幼年的玩伴。

　　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，是一位胖胖的、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，一口吴侬软语。她也是个普通人，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。

　　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，但因反对袁氏称帝，几与割席，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。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，父亲因“七君子案”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，他与李根源、陶家瑶等苏州耆宿，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。“七君子”出狱时，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。“八一三事变”后，他与李根源、马相伯等组织“老子军”，誓死抗敌。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，素以持论公正著称，受到周恩来的尊敬。

　　张阿姨家道殷实，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。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，小我一岁，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，常在一起玩“过家家”游戏，我当“爸爸”，她当“妈妈”，女儿自然是洋娃娃。小孩子还不懂得“家庭”是怎么回事，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，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，被母亲当场训斥，闹了个大红脸。

　　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，而北京市要将“复杂分子”通通清走，将伟大首都搞成“水晶城”，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。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，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，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。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，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。

　　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，“文革”爆发后，人人自顾不暇，音问中断。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“大串联”，我因为“出身”不好，一直拖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，才到学校“革委会”开出一份介绍信，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，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。

　　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，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；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，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。

　　在苏州下车，住进“革命师生接待站”后，立即梳洗一翻，准备去张阿姨家。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，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，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，心情多少有些兴奋。

　　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，老宅早已易主。她给母亲的信，都注明“苏州富郎中巷ＸＸ号顾乃文转”，顾氏为当地名医，与张家是世交，张阿姨回乡定居，便成为顾家房客。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，天色已晚，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——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。

　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，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：“顾—乃—文？—他死嘞！”我心知不好，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。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，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，但不见小迁，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。

　　顾氏为姑苏世家，宅第中亭台楼阁，曲径回廊，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。他不堪斗打侮辱，跳楼自杀了。张阿姨虽是房客，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，又是名人之后，连带着也遭抄没，如今已是家徒四壁。

　　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。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，维持母女生活。谈起北京家中情况，我据实相告，她说人活着就好。张阿姨谈吐乐观，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，不过没能见到小迁，心中多少有些惆怅。

　　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，后来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，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，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，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，落了个“人琴俱亡”的结局。

　　上海的舅舅平安，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。行至杭州，“革命师生接待站”设在“南屏晚钟”的净慈佛院大殿里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，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，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，但已经没有了头。接待站的伙食很好，但每天烧饭的燃料，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……。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，折回首都。

　　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，到了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１９６８年，突然消息全无。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：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，但始终不肯相信。她们既不是“黑五类”更不是当权派，没有必死的理由。
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。我在董竹君、许宝骙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，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。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，她平静地回答：“我还记得令堂，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。”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，但还不甘心，又问小迁妹妹下落。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：“为璇把她也带走了！”

　　原来“清理阶级队伍”时，刘先生被圈禁审查，工资被扣，音讯全无。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，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。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“嗟来之食”的生活，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。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，已经家破人亡。

　　与周瘦鹃先生一样，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、斯文安逸的苏州人，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，也禁不起任何伤害。母女两代闺秀，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，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。

　　我这位儿时玩伴，十七岁的花季少女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，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。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，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。

　　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，是什么样的母亲，能忍心让女儿殉葬？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。今天忽然醒悟：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，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，保持做人的尊严。

　　行文至此，悲泣不能自抑……

　　所有这一切，都是以一场“大革命”的名义进行的。

　　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：“自由自由，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！”将“自由”换成“革命”，有什么区别吗？

　　鲁迅笔下的狂人，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，“仁义道德”的字缝之间，好不容易解读出“吃人”二字。那场“光焰无际”思想照耀下的“大革命”，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，直接张开血盆大口，不但当场吞噬活人，更吞下一代人心。

　　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，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。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，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……

顶起来！呵呵！